咸丰三年，曾国藩响应朝廷号召，在家乡组织团练开始对抗太平军。此后曾国藩挥师东进，经十年鏖战终克南京。中兴皇朝的不世之功让曾国藩及其麾下的“湘军”，一时享誉朝野内外。

首先纠正一种误解，在当时“湘军”并不特指曾国藩的部队，而且其中的“湘”与现今我们所认为的“湘”也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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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王錱率领他在湘乡组练的一千余名乡勇，前往长沙接受曾国藩节制，这支队伍被称为“湘勇”。除“湘勇”之外，曾国藩麾下还收编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阳）等多个地方团练武装。

由上可知，曾国藩麾下的“湘”代指湘乡，而不是湖南全省。同样名言“无湘不成军”，其本意也不是说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它原本是赞誉湘军创始人之一罗泽南，指其编练的“湘勇”为湖南境内最精锐的部队。

曾国藩自己在上呈朝廷的公文中对麾下部队的称呼也不怎么固定，用过湘勇、湘军，也用过楚勇、楚军。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当时湖南境内除了曾国藩的部队，还有湖南巡抚、提督统领的绿营，湖南不少地方也存在不受曾国藩节制的团练武装。

后来经过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等统帅的整合，以及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迭代，“湘军”才慢慢演变为一个专有名词并成为曾国藩的特有“属性”。

对于湘军远胜于绿营的战斗力，不少人认为是源于曾国藩出色的军事组织能力以及湘军内部严密的组织和号令如一。但实际上湘军内部组织不仅不严密，还山头林立、内斗不断。

注：绿营是清朝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单位编练的朝廷常备军。绿营以汉兵为主，编制数量为八旗军的三到四倍。以绿旗为标志，也被称为绿旗兵。

首先湘军可分为三个派系，老湘营、曾军和鄂军。

老湘营的底子是王錱组练的“湘勇”，王鑫去世后这支部队转交给了左宗棠。在左宗棠的统带下，这支队伍开始不断扩充壮大。不仅是平灭太平天国的主力，其后还北上“剿捻”并转战西北。

曾军是曾国藩的直属部队。这支部队最初战绩不佳，曾国藩本人都被逼得差点投江自杀。后曾国藩因父丧归乡守制，这支部队就交由曾国荃（曾国藩的四弟）统领。从此曾军才逐渐成为精锐，克安庆、复南京，立下平灭太平天国的头功。这其实也旁证了曾国藩的军事能力并不怎么强。

曾国藩的重要盟友胡林翼在主政湖北期间，将绿营里最精锐的李续宾、鲍超部带入了湘军体系，这支队伍被称为“鄂军”。他们最初并不听命于曾国藩，只接受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调遣。直到李续宾战死、胡林翼病逝后这支“鄂军”才告解体，并被划归曾国藩指挥。

虽然这三系合称“湘军”，但是历史以及组织上的渊源让它们之间界限明显，或者说湘军内部无人能完全统领三系。

而湘军内部的纷争比派系的区别更为复杂和严重。

湘军是以湘乡籍人士为主，但是湘军的主要统帅大多又不是湘乡人。例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而刘坤一是新宁人。古人对于乡籍的重视和偏袒，让湘军内部因籍贯而产生的歧视、排挤层出不穷。

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因“湘淮冲突”，愤然脱离湘军阵营另立“淮军”。曾国荃麾下的猛将程学启也是同样的原因，从湘军出走转投李鸿章。湘军名将朱洪章虽为湘军攻克南京立下大功（首入），但其贵州人的身份还是让他在湘军中饱受排挤 ……

老湘营和曾军同源于湘乡仍然分成不同派系，其原因是“湘勇”创始人王錱与曾国藩不和，王錱去世后这种“不和”又传递到左宗棠身上，并“发展壮大”到了至死不休的程度。

例如左宗棠死后，曾国藩的重要幕僚郭嵩焘对其评价为“矜张恣肆、专恃意气、自毁己甚”。无论谁是谁非，湘军高层间的矛盾和敌视溢于言表。

曾国藩之所以反复强调“胜不攘攻，败则相救”并将其列为军令，其实也是暗指湘军内部存在着“胜则攘攻，败不相救”的内耗。

但是这样一支不团结、内斗内耗的军队，为何又能干成平灭太平天国这项大事业呢？

有人认为是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统帅们学习并应用了戚继光的练兵之法，尤其是选兵之道，只要朴实湘籍农夫、弃用油滑市井之徒。

湘军自身就反证了这种说法。湘军诸部中战斗力最强的“霆军”，选用的恰恰就是“城市（长沙）油滑之人”。而且“霆军”的统帅鲍超也不是湘籍，他是夔州人（今重庆奉节）。

一些人认为，湘军征兵时同营士兵按照同县同乡的方式征募，以乡缘强化士兵之间的联系，进而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实际上在古代，尤其是地方团练的征募，同县同乡是常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式。除非朝廷支持，不然某个地方凭什么广发英雄帖并到皇朝各地去招募士兵？

戚继光确实为后人提供了实用的成军方法，但正是因为实用且有名，所以不仅是曾国藩一人在用，也不是湘军一军在用。当时清军和太平军各部将领们几乎人手一本《练兵纪实》，虽然大家学习能力有差异，但是湘军也不至于单靠这个就能出类拔萃。

至于什么“书生领兵”，依靠曾国藩、胡林翼的品德以及理学去感召十数万农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他们爱朝护君的热情，笔者个人觉得听听就行了。那么湘军致胜秘诀又在什么地方呢？

湘军中一个统领的饷银是八旗军中提督（从一品）的五到六倍，而一个普通营官的收入是绿营千总的十倍以上。这就是湘军战斗力强的主要原因 – 厚饷。

注：湘军一营五百人，设营官一人。营上设统领，每个统领下辖数个到数十个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朝堂上下人人都懂，大家的区别在于筹饷的能力不同，而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首先曾国藩很会搞关系，刚中进士时他就常常出没于京师的“湖南会馆”并广结人缘，像劳崇光、郭嵩焘等人就是这一时期结识的。除了老乡圈子，曾国藩利用自己儒学上的优势，也结交了很多理学大师，如唐鉴、倭仁等。

这些人不仅成为了曾的盟友，而且他们很多还成为了朝堂大员，对曾国藩的助益很大。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后，就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大搞劝捐，尤其是“捐输”（捐钱换取朝廷功名或虚职官身）。

其次，曾国藩虽然精通理学，但也不是个食古不化的腐儒。完全没有“不与民争利”的想法，在湘军的控制区域大力推行“新鲜事物” -- 厘金征收。即在各通商要道和商业繁盛的城镇，设立局、卡，对商户和各类商品抽取税金。

用这个方法，曾国藩在第一年就抽取了一百万两的军饷。曾国藩的成功很快就被各地督抚所效仿，这种地方自控的财源不但让各省缓解了平叛缺饷的窘境，也让各省拥有了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

这也是清末督抚崛起并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中兴大清的曾国藩也是皇朝的“掘墓人”。

除了商税厘金，曾国藩还涉足了皇朝利润最丰厚的行业 – 食盐。

湘军进入浙江后，曾国藩就奏请朝廷以“浙盐充军饷”。他不是把盐发给士兵，而是向西南各省贩运食盐，赚取盐税和高额差价。例如咸丰五年，曾国藩通过贩盐就获取了八十余万两的军饷。

另外，曾国藩在“协饷”上的成绩也很突出。协饷的意思是某省出兵平定或驱逐叛乱，受益的其它省份有分担军饷的义务。

道理虽然很明了，但实际操作时却很难让各省掏钱。而曾国藩不但和湖南两任巡抚保持着良好关系，在他的帮助、运作下，搭档胡林翼还坐上了湖北巡抚的位置。

不仅湖南、湖北成了湘军的稳定后勤基地，凭借曾国藩经营的关系网，湘军还能从陕西、山西获取协饷。例如咸丰三年至六年，湘军在这块就获取了两百九十万两的军饷。

最后，曾国藩也冷酷地默许了湘军“自筹军饷”。

湘军每克一城大多会以收缴“贼资”的名义劫掠一番，这种行为以及其对于民众的伤害，曾国藩不可能不清楚。他装不知道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湘军将士们“补饷”，激励他们的斗志和士气。

由上可以看出，湘军的“强”，主要来源于其相对充沛的军饷。而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湘军统帅，乃至中兴功臣，也是源自其卓越的筹饷能力。

不过这也说明清朝的军队仍然是以金钱和统帅个人为驱动的古代军队，甲午的惨败并不是清军又快速堕落了。而是清军在原地踏步，日军则进化成为了近代军队，被吊打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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