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明确提出国企融资成本上限。 （视觉中国/图）

2022年12月初，湖南省长沙市国资委、财政局发布《关于加强市属国有企业融资行为和融资担保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综合融资成本不得超过8%”的规定引起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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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沙，2022年以来，贵州省、湖南省株洲市先后对国企融资成本做出限制。过去两年，江苏省部分城市、云南省也曾就压降融资成本提出过类似要求。

多地为何设置国企融资上限？

“超了就要严查”

贵州一家城投公司董事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是在一次全省视频会议上，宣布了8%的限制条件，“超了就要严查”。

已有城市更进一步，将6%、7%作为国企融资成本上限。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江苏省泰州市曾于2020年下发指导性意见称，市级国企新增融资成本不得超过6%（年化），县级市（区）不得超过7%，县级市（区）下属园区企业不得超过8%。

江苏省南通市财政局曾在2022年工作计划中称，“对融资成本6%以上的隐性债务全面清理、分类处置，争取2022年末全市隐性债务平均综合利率下降到5%以内”。目前南通市财政局官网已将这段关于债务的说法删除。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前几年有一些地方的融资成本甚至达到12%左右，而202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2%，融资成本过高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几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资本市场的收益率也在下滑，如果收益和成本倒挂，会导致债务上升、风险扩大。另外，当前全社会的综合融资成本都在下降的情况下，超过8%是风险较高的。

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9月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34%，同比下降0.66个百分点。

但温来成认为，市场利率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各地应以指导性意见为主，下达硬性规定有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形。

清理非标融资

罗志恒还表示，融资成本超过8%与层层相加的中介费用有关。银行贷款基本不会出现超过8%的情况，超过的一般是信托等非标类产品。

非标是城投最主要的风险类型。据华泰证券统计，2018年以来，非标逾期频率逐年提高，2018—2021年及2022年（截至10月底），非标逾期事件分别为19、35、34、37、37起。

2022年新增非标逾期案例中，绝大部分发生在贵州（19个）。此外，云南、河南、甘肃、内蒙古各有3个，山东、陕西各有2个，山西、广西各有1个平台涉及非标违约事件。

从规模上看，据华泰证券统计，江苏、贵州、湖南2021年非标总规模分别为5600.47亿元、1907.50亿元、1495.53亿元。其中，贵州在2021年各省份非标占比中排名第二，信托是省内最大一类非标融资。

根据各省公布的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截至2021年末，江苏、贵州、湖南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18964亿元、11874亿元、13605亿元。

近几年，各地在针对性地清理高成本的非标融资，缓解债务压力。

2022年9月，株洲市审计局启动全市国有企业直接融资、非标融资专项审计调查，旨在摸清融资成本，重点关注高息融资问题。

两个月后，株洲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王卫安在“华声在线”上撰文称，株洲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加大非标融资产品压降力度，带息负债中非标融资产品较2021年同期下降2.31个百分点。

据华泰证券研报，伴随非标监管政策趋严，2021年31个省级区域中的16个在非标规模上较2020年已有所压降。

其中，2021年贵州的非标占比下降较快（-6.11pct），主要源于非标规模的降低。华泰证券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内城投平台压降非标债务规模的成果，也说明区域内平台非标债务接续的困难。

南方周末记者 封聪颖

关键词： 综合融资 南通市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