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湖南登山队珠峰救人”感动万千网友的同时，网络上一场关于谁才是救人英雄的争论也悄然进行，让人颇为无语。

(相关资料图)

2023年5月18日，湖南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领队范江涛、队员谢如祥在海拔8450米处发现一名女性遇险登山者。范江涛与谢如祥放弃了登顶的计划，与夏尔巴向导一起，成功拯救了这名女性登山者。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范江涛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生，谢如祥是北京大学87级校友，他们都是北大山鹰社社员。

然而，这样一件大好事，传播的过程中却歪了楼。5月22日，一名微博博主发帖称，一名叫Gelje的夏尔巴人，在8300米看到一个急需救援的登山者无人伸出援手，于是推掉了手上的工作，背着那名登山者下到C4营地。此条微博被包括一些大咖在内的众多网友转发，“英雄Gelje”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然后，一位仗义执言的网友直接与这名微博主对话，斥责其所言有误。他发文提及，有作者在外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把夏尔巴人吹上了天，中国登山者一字未提。结果，国内某些人拿来用不说，被指正了以后还梗着脖子说什么“原消息源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对一大堆证据装看不见，这就恶心了。

辟谣派和“英雄夏尔巴”派由此展开了一场争论，且这场争论直到今天仍微有波澜。

两名中国登山者才是救人主角

其实这事并不复杂。参与救人的夏尔巴向导体力很好，执行力也很强，这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为夏尔巴向导背了人，就让传言遮蔽真相。

有些人自言“有图有真相”。但可惜的是，他们只看见看得见的，而没看见看不见的。

在山鹰社社员群里，微名“二谢”的谢如祥说，决定救人时，他和夏尔巴向导说，“不管死的活的，把她带到C4，我出一万美金”。湖南省体育总会在祝贺湖南登山队登顶成功的贺信中，特别赞许了范谢二人“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高大情怀”。相对而言，夏尔巴向导只是一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被雇用者、救人计划的执行者。

有人选择性无视这个事实：在两名中国登山者决定放弃登顶的一刻，夏尔巴向导是坚决反对的。这也足以说明，夏尔巴向导缺乏自主救人的意识。之所以如此，还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带着客户登顶成功，完成事先预定的计划，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放弃登顶，对夏尔巴向导来说，意味着利益受损。这也是谢如祥提出一万美元酬金的背景。

更需提醒的是，这名女性登山者遇险后，是被自己的夏尔巴向导毫不负责地放弃了的。在那种地方，放弃就是让她自生自灭、无声无息。央视的报道描述了当时她的极度危险情形，“右手没有戴手套，手已经发黑了，左手戴了薄抓绒手套，没有看到羽绒手套。整个人在颤抖，向右倒卧缩成了一团，连体服也破损得比较严重”。她的获救，是范谢二人强大的、坚定的救人意念的结果。范谢所言，“虽然冲顶梦想未能实现，但我们都不后悔。因为生命至上，救人是比登顶珠峰更重要的事”，表现出人性的光辉，这绝非被雇用者的“打工”心态可比。

更不必说，放弃登顶意味着他们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范江涛对媒体说过，为了此次攀登珠峰，他投入了大量时间艰苦训练，花费了数十万元。这种“倾家荡产”式的救援，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出手相助。

回避两名中国登山者的大义，神话夏尔巴向导的被雇用行为，不厚道。

外国登山者必须雇用当地向导

当然，“夏尔巴向导”是冲击珠峰叙事没法回避的人物形象。

近年来，登山者密集出现在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这是因为，中国境内的北坡不仅自然条件艰苦，而且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开展登山运动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于是很多有钱有闲的人，为了有机会说声“山在那里”，纷纷定下了在珠峰南坡登顶的计划。这些登山者既有山鹰社员这样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士，也有小白。

登顶珠峰艰险莫名，拥有一名向导也就格外重要。而根据尼泊尔2013年实施的新规，每一个外国登山者必须雇用当地的夏尔巴向导。在具有实质垄断性质的情况下，夏尔巴向导无处不在。每一个夏尔巴人在登山季大约可以赚到4000-6000美元，远高于尼泊尔人平均700美元左右的年收入。这是很难拒绝的诱惑。

攀登珠峰的潮流，早已没那么纯粹。红星新闻报道称，攀登珠峰逐渐成为一项时髦刺激的活动，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尼泊尔政府对登山者资质的审查逐渐放松，以至于几乎有钱就能请向导带上山。即便此前没有高原雪山登山经验的人，只要能负担得起足够高的费用，就能享受被“抬着上山”的一条龙服务。

由于登山是危险的极限运动，登山向以强调专业性著称。但非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据谢如祥所言，那名遇险女士系独自报名攀登珠峰，由于体力透支、补给物不足等原因在途中遇险。她是不是“小白”不好说，但缺乏经验是可以肯定的。

专业者的登山，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可是，非专业人士对于冲顶珠峰的执念之深，我们也有深刻体会。王石的登顶样本，在坊间话语中历久弥新。尽管冲击珠峰顶端的风险极大，但还是有不少业余人士加入“挑战”行列，这是我们透过“湖南登山队珠峰救人”看到的另一个景致。

但是不要忘了，冲击珠峰极度危险，在复杂人性的加持下，这种危险程度会激增。几天前，一名陈姓登山者遇难，生前同样遭到了夏尔巴向导的放弃。“登顶还是救人”的问题，历来争议颇大。我们在赞赏放弃登顶选择救人的大义之时，也需要提醒“登山票友”：对自身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评估。这也是减少不必要风险的需要。现实案例一再说明，很多事并不能任性。生命的可珍贵性，不能总是凭借慷慨悲壮的救援篇章来凸显，而更应该由个体的理性来决定。虽然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是无可干涉的权利，但当珠峰之上“人满为患”、悲剧不断时，说声“量力而行”也就不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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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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