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断加强该领域的内容监管，进行主动防控，加强对不良群聊的创建者和管理者的处罚力度，一旦发现永久停号。对于在群内教唆他人进行自杀的行为，将向司法机关举报。

撰文 |汪航、燕小六

(资料图片)

清明节前一天，4名游客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集体自杀了。4月7日凌晨，当地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3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另有一名女子被及时制止，但因跳崖前服毒，经紧急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4人均系自杀，排除刑事案件及其他因素。

通报迅速引发社会哗然。据“大象新闻”消息，一份网上流传的文件显示，自杀的4名游客分别来自福建、河北、河南、四川，年龄从22岁到33岁不等。后经公安部门侦查，跳崖前，四人留下了简短的遗书，称自杀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与他人无关。

据一名死者家属向媒体透露，当地警方表示，这4名死者是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为带头人。另有张家界文旅局工作人员称，他们跳崖前都服了毒。目前，当地已成立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救援和善后工作。

在详细的调查结果公布前，这一极端行为给其家人及社会留下诸多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青少年精神心理专家、晴日心理创始人何日辉告诉“医学界”，4人极可能存在精神心理问题，“较大概率是‘微笑型抑郁症’，或处于双相情感障碍的抑郁发作期。”

近年来，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通过网络相识并相约自杀的案例层出不穷，多与心理健康等诸多因素有关。有专家呼吁，医疗的早期介入和社会预警、干预体系对降低自杀率至关重要。

专家：自杀事件或指向“微笑型抑郁症”

“自杀”是一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词，世卫组织（WHO）发布的《2018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称，中国的自杀率为9.7/10万人。

多数自杀与抑郁、焦虑情绪相关。《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18至34岁青年是各年龄段中最为焦虑的群体。而张家界自杀事件中的四名当事人，均处于这一年龄范围内。

报告还提示，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随着月收入的增加，抑郁风险检出率呈现曲线变化，月收入2000元以下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中，张家界这起相约自杀事件背后，“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除了年龄和收入外，何日辉还从张家界自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中发现了其他细节，“其中有一名23岁男子，在出事前特意打电话告诉妈妈，说要去旅游。另一名00后女生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不是内向的人，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这些都是‘微笑型抑郁症’表现。”

据他介绍，“微笑型抑郁症”又称“阳光抑郁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抑郁症，或可称为抑郁症的非典型情况，有些患者会故意装出理性、积极的样子，还有人则隐藏得更为彻底，家人、朋友从始至终都无法察觉。

在不断的伪装中，“微笑型抑郁症”患者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崩溃或来得更快、更坚决，当家人回过神来、发现其情况不对，往往是传出噩耗的时候。

“虽然其隐匿性强，但仍有早期识别的信号。”何日辉指出，一部分人在轻生前往往有自残行为以释放压力和情绪，客观存在的伤疤难以隐藏，父母可据此及时应对。

在他看来，这一事件对社会大众最大的教训是，要提高对这类抑郁症的识别能力，“人们对抑郁症存在刻板印象，觉得患者都是郁郁寡欢、情绪低落、自我封闭、丧失活力的，但他们也会隐藏起来，每日仍以微笑示人，融入忙碌的人群、维系日常学习和工作等。”

从医学角度而言，何日辉解释称，存在强烈自杀念头的人，其实是被症状控制，从而陷于极度不理性的灾难化思维中，此时需要专业、及时的危机心理干预，或是寻找合适的方法治疗，让其恢复理性，而绝非是与同样悲观、不理性者形成交集，互相产生负面影响。

他说，阻止自杀行为只是起点，关键是要应对其精神心理问题，包括精神心理医生、咨询师、社工等专业人员要及时跟进，展开相应治疗。但目前，精神心理疾病仍存在被污名化的现象。比如张家界事件发生后，类似“好死不如赖活着，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等埋怨式评论颇多。

何日辉对此提醒，抑郁症患者内心长期忍受着痛苦和煎熬，当这种痛苦超过对自杀的恐惧，他们就会行动。“大家要理性认识，在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前面，生命非常脆弱。”

网络群体自杀事件并非孤例

自杀原本是一种封闭性、个人性的自我行为，可上述疑似“相约自杀”事件发生后，却将这一行为变成一种约定性和群体性的行动。

早在2016年，“新华网”报道了一个相似案例。20岁的湖南大学生小伟通过QQ群和网友相约去峨眉山跳崖，小伟父亲假扮女网友卧底该QQ群，成功救下另一名轻生者，但第二天，父亲就收到警方消息：小伟已另约他人在长沙双双跳楼身亡。

这起悲剧揭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相约自杀群。这是以自杀为主题建立起来的社交媒体群组，形式可分为QQ群、微信群和其他网络社交媒体等，群成员在这里讨论死亡、相约共同赴死，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同一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网上搜索关键词“自杀QQ群”后发现，相关搜索结果约为216万个。而卧底“自杀群”的媒体报道也被广泛传播。在这些群聊成员中，一些人还在讨论阶段，也有人像上述自杀者们一样，把潜在风险变成了事实的悲剧。

不止是国内，网络群体自杀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根据日本警方公布的数据，从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共有45名日本人签定网络自杀协议后死亡。日本警方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在互联网上签定自杀协议而集体自杀的方式在日本屡见不鲜。

从2009年4月份开始，韩国相继发生3起集体自杀案件，共有11人丧生。这些轻生者都是通过自杀网站结识后，聚众在车辆或房间内点燃煤炉，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

众多网络群体自杀事件中，兴起于2016年的“蓝鲸游戏”波及范围最广。这是一款死亡游戏，有50个关卡，参与者主要是10-14岁的青少年，参与者加入后，会受到组织者的摆布，挑战范围从独自观看恐怖电影到在手腕上刻下鲸鱼图像，第50个挑战要求玩家自杀。

借由网络，“蓝鲸游戏”迅速从俄罗斯传到世界其他国家，已致130名俄罗斯青少年自杀，包括英国、阿根廷、墨西哥等在内的多国都曾发布警示。

2017年，我国四川地区的公安机关曾破获一起“蓝鲸”案件，52人参与“蓝鲸”死亡游戏，其中22人有自残行为，2人因参与过深，精神出现异常被送精神病医院治疗。参与者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29岁，尤其以11-17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居多。

何日辉分析，现实中的陌生人通过网络沟通轻生计划等细节，说明其自杀意愿强烈，不愿意被施救，“一般来说，这些人往往存在精神心理问题，患病根源是他们曾遭受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并且不断自我否定。”他指出，这些叠加性心理创伤可能来自家庭、校园、社会、互联网等多个方面。

“精神疏离症”和网络的催化作用

曾有“卧底”自杀群、充当“网络劝生者”的志愿者总结了自杀群内成员的特点：抑郁症患者、有其他精神疾病、情感受挫等，基本都和“病、钱、情”相关。

对有抑郁或自杀倾向、深陷负面情绪的人来说，虚拟的网络世界能够提供抱团取暖的作用，但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原所长张侃曾对此公开表示，这种抱团往往取到的不是暖，而是在群里相互碰撞交流后，负能量被进一步扩大。

2018年，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的研究者在期刊《心理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题为《对网络群体自杀事件的心理分析——以共同实施自杀和组织教唆他人自杀行为为例》。通过亲自加入自杀群进行调查，作者系统描绘了加入这类社交网络的人物画像。

一类是自身有自杀想法，但没有勇气和方法实施自杀的青少年。这时，“网络自杀群”会为其提供自杀方法及一个和他们有着同样情绪的群体，即使这个群体带来的是死亡，却因为让年轻人似乎找到了倾听者和同类，减弱了对死亡的恐惧。

作者发现，在这类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例如被亲人遗弃，感情受挫，学业压力，社交困难等，也都有着比较低的社会支持系统，拥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亲密关系。还有一部分人有确诊的中度到中度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心理健康疾病。

对这类人而言，如果群体中有人提出自杀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办法这一意见时，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一旦这样的情绪或方法得到认可，并有人实施了，别人看到了效果，真的是死了就一了百了，那么那个人的自杀意念会通过网络扩大化，产生一种从众效应”，作者表示，这将导致其他人，或即使是旁观者也在潜意识中加深了这一想法：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大不了一死了之。

另一类出现在网络自杀媒体中的人是这些群体的组织者，他们会以帮助别人摆脱痛苦的身份自居，在群体中传播消极思想和自伤自杀的方法，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蓝鲸游戏”。

除了盲目的从众效应和网络自杀思想传染外，“精神疏离症”是此类人群的典型特征之一。2003年前后，日本出现了众多类似的以征集自杀“伙伴”为内容的网站，这一概念随后由日本精神病专家提出，指那些与社会脱离，不参加社交活动和自我封闭的人。

当时在日本，大约有120万人存在自我封闭的精神问题。日本精神分析专家奈本指出，这些患“精神疏离症”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难以与外界沟通，“通常来说，他们有着严重的精神问题，他们很难与他人面对面地交流，在别人面前讨论他们心情时会产生恐慌。”

奈本还认为，患“精神疏离症”的人往往在登录网络或与陌生人交谈时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快感。他们可以在与网络伙伴的交流中展示出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也正是这种“精神疏离症”和网络的催化作用，使得一些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倾向于通过网络结伴寻死。

自杀如何实现早期干预？

事实上，自杀干预一直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在《精神卫生行动计划（2013-2020）》中，世卫组织会员国将致力于到2020年实现将各自国家的自杀率降低10%的全球目标，并在2021年发布的《国家预防自杀实施指南》中，为加强自杀预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途径。

比如，立陶宛自杀预防局每一个工作日都会在网络媒体上，审核近700份关于自杀或自杀未遂的报告，他们会使用特定的关键字和媒体监测搜索引擎，来实现监测，然后分析标题、文本、视频和照片材料。

还有国家将网络自杀当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列入政府管控范畴。2003年，澳大利亚通过新法案，加强已有的禁止输入或输出与自杀相关信息的法律；2009年4月，韩国相继发生多起网络群体自杀事件后，建立了“违法和有害信息报告中心”等投诉渠道。

我国也在不断加强该领域的内容监管。如通过技术风控、用户举报、人工巡查等方式进行主动防控，加强对不良群聊的创建者和管理者的处罚力度，一旦发现永久停号。对于在群内教唆他人进行自杀的行为，将向司法机关举报。

此外，发展针对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医疗仍然是自杀干预问题的重中之重。早在2002年12月3日，我国首个经政府批准成立、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式成立，同时开通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

从那时起，全国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采用热线、网络、门诊等方式，实施心理危机救助，更大范围和层次地进行自杀干预。以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为例，截止2020年，该热线已累积为40多万有心理困惑的来电者提供服务，成功化解高危来电1万余例。

除了传统的心理危机热线外，科技也在介入自杀干预领域。2018年，“树洞行动救援团”创始人、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试图用人工智能在每天新增数千条信息的微博“树洞”留言中发现存在自杀倾向的用户，树洞机器人随之诞生。

该机器人通过算法筛选出需要被介入帮助的个体，再将监控报告发至救援群中，由志愿者们再自发开展援助，并依托心理咨询专家团队的资源，在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医院建立绿色通道，有精神障碍的轻生者可被推荐前往就医。

即便预防自杀的渠道日益完善，但必须承认的是，自杀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除了医学外，从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到社会学，每一个学科都能对自杀给出详细的阐释。这也提醒我们，完善的自杀预警和干预体系是消解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的应对之策。

2015年，时任世卫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副主任李献云在接受“法治网”采访时表示，缺乏自杀预防体系是我国相关自杀预防工作最大的局限性。她建议，“如果能有国家自杀预防策略的话,或者把国家的自杀预防计划纳入精神卫生规划中,对于整个自杀预防工作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帮助。”

指导专家

何日辉青少年精神心理专家、晴日心理创始人

头图来源：网络视频截屏

来源：医学界

责编：徐李燕

编辑：赵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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