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唐云（化名）就在与烟花打交道。至今，他的烟花厂门前还有两棵大树，从原“城东烟花厂”移植过来的。

(资料图)

承包母亲工作的“城东烟花厂”20余年，唐云将它打造成颇有名气的烟花集团。

他的母亲谢芬（化名）曾是城东烟花厂的骨干技术人员，也是浏阳市第一批评选上“高级工艺美术师”称号的女性。从1981年进厂工作，母亲一辈子都和硫黄与硝打交道。

从红砖瓦房，到现代花炮制作工厂，这里凝结着母子两代人的心血，也见证着浏阳花炮发展的40年。

唐云的烟花工厂之一。图/九派新闻　王怡然

【1】母亲进烟花厂就像进“黑社会”，又苦又累还危险

谢芬于1957年生于城关镇。那时，浏阳市还叫浏阳县。

年轻时，她追求进步，18岁就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高中毕业后，她一心想要离开乡下，去更广阔的天地。迫于现实压力，考大学与组织安排工作无望，她在村里做活儿维持生计，用板车帮人拉货、犁田种地、养猪……

直到1981年，村里的村办企业“城东花炮厂”招工，那时怀着唐云的她进入花炮厂打工。

最早时，作为浏阳传统行业的烟花，只有南乡地区有一些私人小炮房，慢慢地，浏阳各地镇办企业、村办企业才涌现。尽管在这个行业内待了四十年，提起当初的选择，她仍认为是“没办法才去的”。

她惧怕花炮制作的危险。有一年，厂里出过人命。那是一个负责装球工序的工人，谢芬记得，他平时操作就“不太注意”，别人装球小心翼翼地，他装起来离老远能听见球“咔咔地”响声。出事时她没在厂里，但她估计，应该是球之间的摩擦酿成的悲剧。

“有这种安全事故在先，只要是烟花这个行业，我就是害怕。”那场意外让她至今仍心有余悸。直到后来，儿子唐云接手了烟花厂，她还是提心吊胆。最开心的事是看到儿子去车间巡查工人的工作。在她看来，只有多看勤查，才能从一个个细节上规避安全风险。

那时，她白天在厂里工作，回家还要种地、养猪。早晨起来做饭、洗衣服之外，还要挑尿桶。家里一担有130斤，一担90斤，她总是挑重的那担，另一担给爱人。

“来做烟花就是像进了‘黑社会’一样”，她不停重复着这个比喻。做了一辈子烟花，她仍然不喜欢这个行当，觉得又苦又累。长期在厂里，半夜12点才回家是常事。忙的时候，她要在厂里通宵加班，陪伴孩子的时间也被工作挤压。

虽说“不喜欢”这个行业，但她工作起来一直很拼。1987年，她获得了去国防科技大学进修的机会，回来就一直在技术员的岗位上，研究烟花火药的配比。

在浏阳市评选第一批“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时，只评选上了两位女性，她就是其中之一。

【2】儿子小时自制“鱼雷”，喜欢解剖和创作烟花

唐云是在烟花厂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每年除夕晚上，谢芬就给他们兄弟几个每个人准备一袋烟花，大家分着玩。也因此，除夕是他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一到过年就能分到好多烟花，成为他对春节的记忆。

稍微大一点之后，他开始溜进母亲的办公室。他记得，母亲的柜子上摆着瓶瓶罐罐，母亲做时，他会在旁边问，母亲只要稍讲几句，他就懂了。耳濡目染地，他学会了药粉的简单配比，“这个瓶子里的倒一点，那个瓶子里的要多倒一点”。

那时他常常做一种叫“鱼雷”的烟花，和小伙伴们比赛谁的炸得更高更响，还拿着鱼雷去炸粪坑、炸鱼、炸大白菜。母亲的办公室像是他的“小金库”，总能鼓捣出一些别的小朋友弄不出来的新花样。

他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种“大地花开”筒子，质量非常好，做出的“鱼雷”威力大。他就会拿家里的筒子出来做。打泥底没有专业的工具，他用木头削一个工具，把泥底打开压紧压实，再自己配药。

那时厂里做一种烟花有几种不同的效果，他会和小伙伴把烟花解剖，将火药挑出来，再重新去填装，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种“创作”，要有一定的创意和自己的想法。

也是在那时，唐云发现，自己喜欢“小而精的东西”，更关注烟花展现出效果的精美程度。这也导致了他对现在市面上部分烟花有些“看不上”，觉得“越做越假，把东西做的趣味性都没那么强了。”

例如旋转类产品，最好要旋转8秒，有三次变色，红变绿再变黄，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技术要求，这样才能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而现在很多烟花只能旋转2-3秒，变两色甚至只有一个颜色，这让他觉得，还不如三十年前的烟花。

“我从三四岁就开始玩，那些小产品的标准是什么，趣味性在哪里，已经根植在我脑袋里了。”他说。

【3】知名大学计算机毕业，进厂做烟花曾遭家中强烈反对

抱着对烟花的喜爱，唐云从上大学起，就决定毕业要回家做花炮。

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考上了一所知名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专业排名在全国数一数二。

1996年，家里已承包了原城东烟花厂，他每年回家都会在厂里帮忙做事。毕业时，“非清北不上”的他考研失败，提出回家接手花炮厂，被家人拒绝。母亲认为，他留在计算机行业会“更有出息”，明确表示不支持他回来从事花炮行业。

“他们觉得干这个太辛苦了。”唐云回忆。做烟花是实体，又是涉及火药危险品的特殊行业，来自监管部门的限制非常多，并不像想象中的轻松。即便很多烟花公司的生意好，但很多老板原来都是农民、“泥腿子”出身。很多人认为“只有没读过书的人才来干这行”。读过高中的谢芬，学历在烟花行业算是凤毛麟角。

唐云和家里表明了态度：“你不让我搞，我就离开，自己到外面去找厂。”无奈之下，谢芬和丈夫只能支持儿子的选择，慢慢地将烟花厂过渡给他管理。

2002年，城区规划建设，新的花炮厂整体搬迁到郊区，也改了名字。在烟花厂任职的员工，很多都是谢芬以前的同事。

唐云的公司总部则坐落在浏阳市城区中心，两公里外是原城东花炮厂的旧厂址。

城东花炮厂的记忆刻在他的骨子里，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学期拿“三好学生”的奖状后，花炮厂都会奖励他五块钱。搬迁后，他将城东花炮厂门前的两棵大树移植到了新厂址的门口，是传承，也是怀念。

他将自己称为“花二代”，他觉得，在浏阳，接手祖辈的花炮厂的“花二代”们里，自己是发展得数一数二的。究其原因，很多年轻的“花二代”从小接受了精英的教育，可能并不在浏阳长大，对花炮感情没有自己这么强烈，也不如自己熟悉。

而他是“苦出身”。母亲还记得，以前家里并不富裕，懂事的儿子很节约。上大学时，同学的一双名牌鞋要千把块，侧面烂了一个洞，被儿子捡回来，让母亲帮忙修，说起码能顶上百八十块钱。

慢慢地，烟花厂在他的手里越做越大。工厂开起了三家，原本的花炮厂也变成了如今的烟花集团。

【4】放不下的烟花厂，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接替

2020年，谢芬正式“退休”了。

离开时，她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只留下了食堂群。那天晚上，她偷偷掉了一夜眼泪。

虽然担心儿子在安全管理或其他方面，还“没有像我那么多的经验”，但她觉得，是时候让儿子完全接手了。只要不退工作群，自己就会不停地操心。

但她心里放不下烟花厂，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关注着厂子，偷偷做些事情。

她能从食堂群里“打听一些小道消息”，比如，从用餐人数上看到哪条线上有多少人。中餐应到149人，实际用餐人数只有119人，她就会问这30人不就餐是什么原因。如果看到管理人员本来有39个人上班，今天却只有20个，她就会知道，今天可能哪一家又要做喜事。

由于烟花行业特殊，她立下规定，工人不能与管理人员私交过密。她担心，如果工人和管理人员走的近，生产上遇到一些违规的、不安全的行为，管理人员会“通融通融”，不好意思讲，会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员工请管理人员去家里吃饭，如果管理人员去了要罚100块，“你打红包去可以，但是这个饭还是不要去吃。”

做了一辈子，她觉得烟花行业最重要的是安全。质量、环保、新产品开发都是其次。

曾有段时间，唐云痴迷于技术革新和新产品的开发，谢芬担心的不行：“我就怕返回去，开发比安全要重要，好在他后来意识到了。”

“既然我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这，我就希望好好保护下去。我希望企业在我还在的时候、能看到世界的时候，不会毁灭。”谢芬说道。

九派新闻记者　王怡然　郭梓昊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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