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祠南夕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湖南，这片2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只是现今的行政范围，这个行政范围原来是从湖广行省更大的范围里分出来的。清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置湖广右布政使，原来的偏沅巡抚从沅州（今怀化芷江）移置长沙，湖南、湖北才算分家。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巡抚成立，湖南才正式成为独立省份。所谓史前的湖南，是从当前湖南行政范围出发，以目前的空间框架为基础，沿着这个框架里的条条路径，用考古学的方法，穿过悠长的时间隧道，寻找古老与现代的因果，寻找湖湘的人之初，文之源，寻找湖南的由来。

▲溆水之浦——屈子峡

屈原对于沅湘一带地名及山川风物也有相当精致的描摹，在他的辞章里，大抵可以梳理出战国时期湖南某些流域历史地理的粗略轮廓。屈原在《涉江》中，详细记录了他乘车、换船进入湖南，到达沅水中游“溆浦”的过程。

就现有发现而言，距今50万年前或更早，湖南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湘北澧阳平原河流阶地的虎爪山遗址发现了当时唯一能够留下来的遗物——砾石石器。如果在保存条件好一些的环境，还可能留下人骨或其他有机物的化石。学术界将那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虎爪山文化”，这个称呼，既代表了湖南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第一个时代，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湖南的历史和文化。从那时开始到距今20万年前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知道这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变故，那些以万年为计的时间单位是多么漫长而遥远。先人们跋山涉水，在大自然的丛林中觅食和生存，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中国人古老的文化基因，积累着知识和智慧。或许数十万年前某一个祖先的一次基因变异，竟可能穿越时间隧道而存留至今，这既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伟大发现，也是人类生命光芒的放射。这光芒是从湘北澧阳平原一带最先放射，然后沿洞庭湖扩散至三湘四水的。因此，我们在沅水中上游一带发现了㵲水类群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东西洞庭湖之间的赤山半岛发现了类似阿舍利特征的文化遗存，这些散布于湖南大地的旧石器遗址见证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创造精神，他们在湖南的古老家园生息繁衍，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虎爪山遗址及出土石器

现有的考古发现无法完全复原那个时期人们的真实生活，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群居的灵长类动物，在于他们创造了“文化”，尽管这个文化是那么原始和简单，但这是人猿相揖别的铁证，是人类的智慧闪现，是“神灵”的指引，是复杂思维的劳动。可以想象当时生活的艰难，人们如何采集觅食，如何狩猎捕鱼，如何面对险恶环境，又如何分享劳动的收获。我们无法揣测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感交流，人际交往，包括性与家庭，社会关系与组织形态，这些认知都只能从民族学的原始部落或灵长类的生物群落观察中得来，这样得来的知识或许与过去人类的真实生活相差甚远。

从考古学的收获中，我们毕竟了解到数十万年的岁月尘封，积累下许多有形的遗产。我们知道随着年轮的更替，人类活动会逐渐升级，人类生息的地域会进一步扩大，创造的工具也会有明显变化，这些变化的特征还反映了本地域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也表明其与外部世界有着一定的交流。道县福岩洞遗址发现的47枚现代人牙化石成为震撼学术界的惊雷，改写了现代人在东亚出现的旧观。从距今10万年开始，东亚大陆的人们已经进入现代人的序列，和我们直接相关的祖先就这样出现了。

▲福岩洞遗址出土人类牙齿化石

如果以距今10万年为时间节点，那么，在这之后的湖南是否已经成为东亚现代人的原乡？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我们不知道现代人到达湖南之后和这里原来的人种到底有过何种交流，以及交流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果。距今七八万年的乌鸦山文化和福岩洞一类遗存还缺少关联的线索。澧水类群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大致能够看出石器制造技术有着自身的传统和风格，这似乎让人觉得这里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和文化具有连续性，正如东亚旧石器传统200万年以来的连续性一样，大传统背后或许经历了无数人群与文化的替代和置换，只不过这中间的细节还未被我们发现。

湖南旧石器时代所构建的两个具有独立体系的文化类群——澧水类群与水类群，分别代表了洞庭湖区和沅水中上游河谷山区两个不同的区域传统，似乎暗示湖南自数十万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平地和山地两种不同的传统，在文化上有不一样的表现，这个古老的传统竟然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这颇让人惊讶。

或许，在人类的童年，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就一同参与了人类习性的培育、文化的塑造和传统的形成。在恒定的空间里，一代又一代人群与文化如流云般，随时间而生，随时间而逝，唯空间缔造的传统如无形之手，牢牢握住了根脉——土地之脐带连接着本土万物，与天不老，如影随形。

由此，可以通过湖南旧石器时代的两个文化类群构建最老的湖南人的童年时光，并通过石器的工艺与工艺变化过程来了解传统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各个旧石器的遗址点来考察当时人类所生存的空间区域，通过埋藏的地层来了解当时的环境。在数个冰期和间冰期的轮回中，人类如何从山间洞穴来到平地旷野，从居无定所的游群到搭建临时营地，再到堆土筑台，造屋定居。居所变化的背后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也必然在人类的使用工具中得到体现，那些细小的带有锋刃的石器对原来大型砍斫器的取代，暗示食物来源以及食物加工方式的变化，这些石器如果进一步加工和磨制，就会造成新的磨制技术对原来打制技术的取代，这些变化也显示了新的经济形态的到来。由此，则进一步激发出关于文化、社会及经济之改变与器物变迁关系的思考：是人类行为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变化导致了器物形态的变化？还是器物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生产方式？这或许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回答，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流淌于时间之河，时间却又因历史而存在，走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迎来了新纪元。

距今1万多年前，湖南多个地方出现了新的文化曙光，最早发生于道县玉蟾岩的陶器与水稻，成为日后新石器时代最鲜亮的标志。我们诧异于新石器革命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南岭山地间出现，但又毫不奇怪，人与自然共同进化中的这片土地完全能够呼应这一革命浪潮的到来。

▲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玉蟾岩遗址出土陶器、水稻

玉蟾岩遗存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数十万年湖南旧石器时代人们游历过的山川，从高地到平原，新石器时代的1万年朝我们走来，湖湘的1万年也由此拉开序幕。

新石器文化的火种虽然是在南岭一带首先点燃，但最先呈现燎原之势的却是距今1万年前后的澧阳平原。这个平原具备了新石器勃发的一切优越条件，得天独厚，举世罕见。1万年之前，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澧水类群已经过渡到十里岗文化，1万年之久的竹马—新民遗存在十里岗等文化的基础上大踏步向前。原野上不再是流动的游群，定居成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定居使得人们不再四处游荡，前提是在居所的周围可以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就必然出现再生产—— 种植、养殖与驯化，稻作农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了。

可以想见，距今1万年前后的澧阳平原已然迈步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从冰河世纪走来，大地复苏，万物葱茏。一条大河从平原的南部蜿蜒东流，众多支流编织出澧阳平原的湖沼水乡，邻近河湖的低地生长着各种可以采食的植物籽实，湖沼里鱼虾成群，人们在附近的岗地筑屋而居。为了生存之需，还在家园周围挖掘壕沟。低地近水之处适合水稻种植，稻谷也易于收获与储存，于是成为首选的种子，来年播种就可以取得收成。稻作农业在这样的状态下发展起来，与定居聚落一同成为史前湖南新石器时代最明显的标志。

▲彭头山遗址及其环境

彭头山文化是目前湖南正式命名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是长江中游正式命名的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它最先出现在澧阳平原，时间跨度为距今1万—7600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现有的考古工作还不足以重建这个完整过程的每一环节，在大约2400年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只能看到彭头山遗址一些残留的遗迹，包括圆形的墓葬、废弃的窖穴、残损的房基；或者看到八十垱遗址的壕沟和土垣，成排的建筑或为仓储；或者看到杉龙岗遗址遍地的陶器碎片。彭头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多与房子关联，意味着逝去的人们可能就近埋葬，也反映着血缘家庭纽带的紧密。但我们还弄不明白当时的婚姻和家庭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当时的婚姻是否是局限于族内，或是外来，这些情况或许将来也无法准确了解。根据出土的陶器、石器和动植物遗存，我们大体知道彭头山文化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审美意识，他们可能佩戴着某种穿孔和刻划的棒饰，他们从事着稻作农业生产，但也采集陆生和水生食物作为补充。他们建造房子，可能一个家庭就拥有一座面积不大的房子——一种用木骨泥墙构建起来的茅草屋，生活和起居均在屋内进行。房子中间有一个火塘，是为炊食而设，休息和睡觉就围绕火塘。生活用具是一些简单的陶器，生产工具可能主要是木器，加工木器的则是石质的斧锛之类。一个聚落就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团体，或有多个具有共同血缘的家族。这些家族联合组成聚落，形成家族联合体。他们显然有一些公共的合作，要参加整个聚落的共同活动，如开挖壕沟、举行祭祀活动、对外联络、水资源管理，等等。那么，就可能有组织者和管理者，但他的身份和地位可能仍与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平等，而没有特别的权力。

▲八十垱遗址出土芦席、木器

皂市下层文化是在彭头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存在了约2400年的文化被另一个文化所取代，而新的文化又来自旧文化的内部，因此取代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乃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考古工作提供的材料还不足以了解变化最先是从哪个方面开始的，然后再由此铺开，以至于牵一发而动全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对于史前社会的认识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皂市下层文化既然在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发生和发展起来，自然有很多出自传统的因素与风格：稻作农业依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环壕聚落依然是主体的群聚方式，家庭单元依然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与彭头山文化相比，皂市下层文化的聚落面积扩大了，文化覆盖的范围扩展了，人与自然共生的能力也提高了。由此而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观念变化，传统亦发生相应变化，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也较前一个文化更加进步了。

▲皂市下层文化陶器

大约与皂市下层文化同时的沅水河谷山区，高庙文化以蓬勃之力喷发。这个生长于山区的文化有着辉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里的人们或许并不看重经济技术，而是擅长于精神艺术的表达。高庙文化的白陶，陶器上的图像纹饰是新石器时代出现以来人类所展现的杰出精神文化产品，是其宇宙观和价值观的生动表达。看7000年前人类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高庙文化足矣。目前学术界还无法准确认识高庙文化对后世到底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也无法准确复原高庙文化传播的路径和文化传播的结果，从已有的零星线索来看，距今7000年以后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中，都或多或少有高庙文化因素的影子。这样一种源自高山河谷里的东方传统，竟是如此绵长而深远。我们无法想象高庙文化所表达的精神意境，也无法参透高庙文化的奇幻图像。在屈原曾经描绘过的沅水之滨和溆水之浦，那是怎样的一个神秘世界：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屈原《涉江》

神人兽面、獠牙图腾、八角芒星、凤鸟载日，这是高庙文化给人类奉上的精神大餐，深深烙在了古老中国的前尘往事之中。

▲高庙遗址远景及出土陶器

汤家岗文化是受到高庙文化重要影响而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高庙文化由沅水中上游向洞庭湖地区传播扩散的结果。既然如此，是否洞庭湖区的皂市下层文化完全湮灭于高庙文化的浪潮之下了呢？也不尽然。我们看到，皂市下层文化留下的经济技术传统完全被汤家岗文化所继承，稻作农业、环壕聚落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不见于高庙文化。可以说，汤家岗文化在经济技术上继承了皂市下层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继承了高庙文化，将其合二为一，加以整合和改造，从而显示出新的生命活力。汤家岗文化向外传播的力度比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更大，传播范围也更广。汤家岗文化的社会组织更加复杂，聚落的结构比如墓地分区分片，随葬品等级明显，表明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都已经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导致了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呼唤着新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产生——文明化的古国曙光已经初露。

▲汤家岗文化水稻田

继汤家岗文化而来的大溪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澧阳平原数千年以来的文化积累，洞庭湖地区数千年以来的社会进化，从彭头山文化到汤家岗文化，从区域内部到区域间的交流，澧阳平原和洞庭湖地区始终都是长江中游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不仅将自身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了当时的顶峰，还广泛参与了长江—黄河辽阔地理空间中的文化交流。到距今6300年前后，终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里程碑——大溪文化城头山城池横空出世。

▲城头山航拍图

城头山大溪文化城池的建造，是澧阳平原和洞庭湖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澧阳平原与外界交流发展的产物。湖南的历史山川诞生了中国第一座史前城池，无愧于自虎爪山文化以来的这片厚土和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们。

城头山城池在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一期建造，与其说是前无古人的杰出创造，还不如说是数千年以来环壕聚落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所致。大溪文化继承了汤家岗文化的主体因素，也吸取了大量外来的成分，这样的文化通过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而成，具有鲜明的活力。活力四射的大溪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在长江中游获得了长足发展，也加速了这一地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进程。

▲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与油子岭文化陶器比较

城头山城池的意义，代表了中国史前时代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形态的产生，代表了最早中国城乡社会二元分化的出现，代表了人类群聚新生态的到来，代表了东方传统农业文明古老模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从这样的角度怎么去评价城头山城池的价值都不为过。

从城头山到鸡叫城，从鸡叫城到七星墩、卢保山，从距今6300年到距今4200年前，湖南出现了多座城池，这些城池在群城并立的长江中游具有明显的特色：鸡叫城是一个有着三重环壕的城壕聚落集群；七星墩是一个有着双重城墙与护城河，且与周边数十个聚落相关联的城壕聚落集群；卢保山城池是一个只有十余万平方米的小城。曾几何时，洞庭湖区也是群城并立，城池和其周围的聚落组成一定的社会集团，这必定有一些筹划者和管理者，肯定也有了统治者和统治集团，负责这样的社会集团内部事务协调和对外联系。这些城池耸立于大河平原之上，开启了中国第一轮的“城镇化”运动，这个运动直接催生了长江中游的地域文明，一个曾经辉煌一时、问鼎中原的史前长江中游部族集团在这一波“城镇化”运动中出现，后来却消失于历史烟云之中，连记载其事迹的文献也鲜见踪迹。

▲七星墩遗址外城墙发掘剖面图

前述湖南史前群城并立的那个部族社会集团，后人通过梳理浩如烟海的古史文献，认为这个集团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苗蛮（三苗）族群，而距今4200年前后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类型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可能就是传说中尧、舜、禹对三苗征伐的结果。“三苗数为乱”是征伐三苗的理由。如何乱？却是不清楚的。如果说三苗代表了石家河、鸡叫城等屈家岭—石家河城池的部族集团，那在这些城池及其相关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考古学遗存有多少“乱象”呢？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社会整体而言是理性、有秩序和务实的。或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北上，势力大举进入中原，触及了中原族群的势力范围，动了华夏集团的“奶酪”，才是导致华夏族群以伐乱为由对三苗开战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正好也反映出早期中国形成、国家一统之际的历史大背景。从“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到“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再到禹“以征有苗”，终于在禹的时代才完成征伐三苗的大业。《墨子·兼爱下》记载《禹誓》大禹的训词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启动战争机器的导火索及借口有很多种，“伐无道”历来都是最冠冕堂皇的。

▲ 从高庙獠牙兽面到沅陵傩面

三苗之后的长江中游，文化与社会进入至暗时期，史前社会解体。在中原进入风起云涌的夏商之时，南方一片沉寂。它的再次崛起，要等到千年之后春秋早期楚国兴盛气象的到来。

本文摘编自《吾道南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史前湖南》（郭伟民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6）一书“第八章 湘江北去 吾道南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史前湖南”，有删减修改。

ISBN 978-7-03-072600-1

责任编辑：孙 莉 王 蕾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部地区，从1951 年在长沙进行的发掘开始算起，湖南考古已经走过了70 年的风雨历程。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填补了历史文献的阙如，更发现了一个不为史籍所载的远古湖南。本书从考古出土材料出发，以考古学的视野重建湖南的史前时代，阐述了湖南史前社会发展进程，论证了史前湖南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书可供历史考古、史前考古、文物等相关专业专家学者及高等院校相关师生参考、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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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